欧阳修1．以“穷而后工”旨意统领全文。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，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，并始终扣住“穷”、“工”二字，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，这是颇具匠心的。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，写生平着眼“穷”，写创作着
1．以“穷而后工”旨意统领全文。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，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，并始终扣住“穷”、“工”二字，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，这是颇具匠心的。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，写生平着眼“穷”，写创作着眼“工”，因穷而后工，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。第三、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，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，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。其中有赞美，有喟叹：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“工”，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“穷”。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：虽欲紧扣“穷工”，却并不急切、黏滞；虽是写成书过程，却又总是不忘记“穷工”。这就是不即不离、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。
2．行文起伏跌宕，长于变化。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：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。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“穷而后工”的论说，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。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世俗流行观点，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，顺势展开论说，从而很自然地得出“穷而后工”、“愈穷愈工”的结论。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。为了突出梅诗之“工”，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，这是铺垫手法；次说他的文章“简古纯粹”，但人们却只知其诗，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；再说“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”，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；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，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；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。三是虚实并举，大起大落写感慨。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，有感而发，顺势而带出感慨。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，作者先通过虚设，写其若能“幸得用于朝廷”，则必将功德宏伟，这是大起大扬；后文突转，通过实写，叹其终不得志，久而将老，令人悲从中来，这是大抑大落。一虚一实，一起一落，不仅正反对举，事理昭彰，而且情致跌宕，感人备至。
欧阳修（1007─1072）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修幼年丧父，家贫力学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及第，为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留守推官。在西京三年，与钱惟演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诗酒唱和，遂以文章名天下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召试学士院，授宣德郎。三年，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，贬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县令。庆历中，以右正言知制诰，参与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推行的「新政」。「新政」失败后，外任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丁母艰期满，召还与宋祁同修《唐书》。累迁礼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六月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居颍州。次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谥文忠。《宋史》有传。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，主张文章应「明道」、「致用」，并积极培养后进，为北宋文坛领袖。著作宏富，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。其诗文杂著合为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。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，屡遭贬谪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参与范仲淹「庆历新政」，五年被贬滁州太守。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，所谓「历仕三朝，备位二府」，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，每到一处，多有政绩。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既是文学家，又是史学家、经学家、金石学家，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。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。又喜奖掖后进，在唐宋八大家中，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，不是出自他的门下，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。苏轼父子及曾巩、王安石皆出其门下。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，政论、史论、记事、抒情各体兼备，内容充实，文风流畅婉转。《朋党论》、《伶官传序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为历代传诵。诗歌风格多样，有的议论时事，抨击腐败政治，同情人民疾苦，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；有的写得沉郁顿挫，有的写得清新秀丽。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，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。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，对花间、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，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。有咏史怀古的词篇，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、亲朋故旧唱和，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。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，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，放旷达观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，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，如《采桑子》、《渔家傲》诸阕，描绘西湖景物，写得清新洒脱。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，有的大胆率真，并注重心理刻划，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。词集有《六一词》、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、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史学方面，除参加修撰《新唐书》外，又自著《新五代史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