虞世南蝉（垂緌饮清露）赏析
诗人笔下的蝉是人格化了的蝉。三、四句借蝉抒情：品格高洁者，不需借助外力，自能声名远播。
首句“垂緌饮清露”，“緌”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，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，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，故说“垂緌”。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，栖高饮露，故说“饮清露”。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，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。“垂緌”暗示显宦身份（古代常以“冠缨”指代贵宦）。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，是和“清”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，但在作者笔下，却把它们统一在“垂緌饮清露”的形象中了。这“贵”与“清”的统一，正是为三四两句的“清”无须藉“贵”作反铺垫，笔意颇为巧妙。
次句“流响出疏桐”写蝉声之远传。梧桐是高树，着一“疏”字，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，且与末句“秋风”相应。“流响”状蝉声的长鸣不已，悦耳动听，着一“出”字，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，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。这一句虽只写声，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。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，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。
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。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。蝉声远传，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，诗人却别有会心，强调这是由于“居高”而自能致远。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：立身品格高洁的人，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（例如权势地位、有力者的帮助），自能声名远播，正像曹丕在《典论。论文》中所说的那样，“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，人格的力量。两句中的“自”字、“非”字，一正一反，相互呼应，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，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。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“五绝”（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词、书翰），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“蝉”，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。沈德潜说：“咏蝉者每咏其声，此独尊其品格。”（《唐诗别裁》）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。
清施补华《岘佣说诗》云：“三百篇比兴为多，唐人犹得此意。同一咏蝉，虞世南‘居高声自远，端不藉秋风’，是清华人语；骆宾王‘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’，是患难人语；李商隐‘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’，是牢骚人语。比兴不同如此。”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，由于作者地位、遭际、气质的不同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，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，本诗与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，李商隐的《蝉》成为唐代文坛“咏蝉”诗的三绝。
虞世南简介
虞世南生于南朝陈永定二年（558），父虞荔，兄虞世基，叔父虞寄，均名重一时。虞寄无子，世南过继于他，故字伯施。虞世南沉静寡欲，笃志勤学，少时曾受学于吴郡文学家顾野王，在长达10余年的寒窗苦读中，精思不倦，废寝忘食。陈文帝知其博学多才，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。陈灭，与兄世基同入长安，俱有重名。隋大业中，授秘书郎，迁起居舍人。但炀帝嫌其刚直，10年不予徙升。而虞世基因善于媚言取宠，被炀帝视为心腹，结果与炀帝同被宇文化及杀死。武德四年（621），秦王李世民任命虞世南为秦府参军，后迁太子中舍人。李世民即位后，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，继转秘书监。虞世南年轻时曾向绍兴智永法师学习书法。智永是晋代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，藏有王羲之传世真迹，虞世南因此尽得王书真髓，成为一代大家。他晚年自撰自书的《孔子庙堂碑》被称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，以致黄庭坚有「千两黄金哪购得」之叹。据传，唐太宗向虞世南学习书法时，感到「戈」法最难摆布，有一次写到「戬」字，便将右边空着，请虞世南补上，然后叫魏征品评。魏征说：「皇上所写的字，惟有'戈'旁与世南最为逼似！」太宗听后，叹服不已。 虞世南虽然外形文弱，但志性刚烈。他议论持正，敢于进谏，曾借陇右山崩等自然灾害，劝谏太宗整顿刑狱，救济灾民；又借星象变异，劝告太宗戒骄戒躁，慎终如故；太宗准备厚葬高祖时，他援引前代典法，主张薄葬；太宗晚年喜好田猎，他又劝谏「时息猎车」，以免扰民。唐太宗为此赞叹道：「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！」并称世南有德行、忠直、博学、文辞、书翰五绝，是「当代名臣，人伦准的。」李世民初即位时，虞已年近七十。当时他就请求告老，未获允准。直到贞观十二年（638）才同意他退下来，当年五月他就病死了，终年81岁。太宗为他的死「哭之甚恸」，让他陪葬昭陵，赠他礼部尚书，赐他谥号文懿，还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上，虞世南真可说是「备受哀荣」的了。